從樂觀的角度看，雖然隨著中國勞動力價格的攀升，制造業尤其是低端制造業向勞動力價格更低的國家和地區轉移的過程正在發生，一些輕紡產品撤離中國的跡象十分明顯，例如越南已經超過中國成為耐克最大生產基地。但這并沒有從根本上動搖中國制造業的根基。

　　過去的幾十年，發達國家不斷向勞動力成本更低的發展中國家轉移制造業。先是輕紡工業，之后是電子工業、重化工業和裝備制造業，造成了產業空心化，美國尤其明顯。

　　一場金融危機讓發達國家醒悟過來，沒有制造業的支撐，只靠服務業很難保持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吸引制造業回歸成為新的國策。美國前總統奧巴馬曾在國情咨文中反復強調，為了讓美國經濟“基業長青”，美國必須重振制造業，鼓勵企業家把制造業工作崗位重新帶回美國。同時日本也試圖出臺激勵措施避免產業空心化帶來的一系列經濟和社會問題。

　　但現實的情況是，重振制造業對發達國家來說恐怕是覆水難收。中國已經在制造業領域占據了極佳的位置，成為全球制造業提供最理想環境的國家。

　　在我主持過的一個制造業主題的論壇上，參加討論的有來自中、美、德、日制造業世界四強的企業家。我向他們提出的問題是：是否有將部分制造基地轉移到勞動力成本更低的發展中國家或者發達國家打算，沒有一個人舉手。

　　我接下來的提問是他們有沒有計劃在中國增加更多的投資，或者建設更多工廠的打算。結果所有的人都舉起了手。他們當中既有生產多種機電產品的西門子公司、生產機械通用標準件軸承的美國鐵姆肯公司、生產汽車噴漆和檢測設備的德國杜爾公司、生產化工產品和材料的日本三菱化學公司，以及被吉利收購的沃爾沃汽車集團和典型的本土企業沈陽機床集團，涵蓋范圍非常廣泛，都是典型的高端制造業公司。

　　統計數據也表明，在制造業尤其是高端制造業領域，所謂轉移或者回流的趨勢并不明顯。據中國美國商會調查，超過七成的在華美國企業仍將中國視為企業短期投資方面優先考慮的全球三大目的地之一；日本國際協力銀行的《日本制造業企業海外業務發展調查報告》顯示，日本制造業企業對中期有潛力業務發展所在國的選擇，中國仍位于第一名；中國歐盟商會《商業信心調查》亦顯示，在中國有重大投資計劃的受訪歐盟企業數目在穩定增長。

　　勞動力成本的升高固然是企業投資需要考慮的因素之一。但在高端制造領域，這并不是決定投資的主要因素。雖然近年來中國勞動力成本提高迅速，但綜合來看，勞動力成本大體只占總產值的10%左右。

　　與此同時，中國的藍領工人和工程師的性價比要遠高于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沃爾沃集團中國區總裁童志遠認為，中國的工程師水平如果跟德國、歐洲、美國比，優勢明顯。

　　在我看來，中國之所以在制造業上有這么快的提升，一方面，像大家普遍看到的那樣，中國有大量廉價的、敬業的藍領工人。另外一方面，更加重要但卻被長期忽略的事實是中國龐大的高素質工程師資源。這是全世界其他發展中國家不具備的，這是中國制造業競爭力非常重要的元素。

　　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中國普遍推行高等教育，開設了大量的工科院校，培養了大批機械、化工、電子等高素質的工程師隊伍，這在全世界各國的高等教育體系中，很難見到。

　　據統計，近年來中國授予的近一半大學第一學位在科學與工程領域，美國這一比例只有33%。全球科學與工程領域的大學第一學位授予總量約為640萬，其中23.4%在中國，歐盟占12%，美國只占9%。

　　當世界制造業中心向中國轉移之后，這些工程師迅速地和發達國家的技術對接，消化吸收外國技術的速度十分驚人。中國高鐵是這一現象的典型案例，中國工程師和技術工人在幾年內就全面消化、吸收了來自世界三個國家的高鐵技術，并在此基礎上形成再創新的能力，這在其他國家是難以想象的。

　　除了勞動力因素，物流商業環境、基礎配套設施、稅收商務環境，以及本土市場潛力等都是企業需要綜合考慮的因素，而中國在這些方面依然具有顯著優勢。同時，中國遼闊的國土和區域間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給產業梯度轉移提供了空間，制造業可以從東部轉移到中部和西部而不需要轉移出國門；在中西部提供生產要素的同時，東部又提供了市場需求，這種綜合優勢是其他國家無法比擬的。

　　中國制造業需要避免高素質高智商人群的“去制造業化”。中國制造崛起的主因是工程師人才的儲備，要保持這種優勢，而不能讓中國制造業在尚未達到頂峰時就后繼乏人。發達國家的制造業衰落也都是從年輕人不再愿意念工程類專業開始的。

　　機械制造是制造業的基礎學科，任何一個制造企業都離不開這方面的專業人才。曾經，幾乎每所工科大學都開設這個專業，由于學業繁重，對于智力和吃苦精神的要求較高，通常都會從高分的學生中錄取。但現在，類似的專業已經沒那么吃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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